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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红嫂崇高的沂蒙精神三个催泪的红色故事。

作者: 故事集 发布时间: 2021年09月06日 19:07:26

  一种精神的形成,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需要一个个普通人、一代代热血儿女前赴后继,去经历血与泪的悲,去坚守柔与刚的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让我们来到山东沂南,来到沂蒙红嫂革命纪念馆,深刻感受体验红嫂故事。

  “红嫂”,是历史赋予沂蒙妇女的特殊称谓。它来源于抗战时期发生在沂南县的一个真实故事--明德英“乳汁救伤员”。1960年,著名作家刘知侠根据明德英乳汁救伤员的情节,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后被改编成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电影《红嫂》等艺术作品在全国传唱。从此,“红嫂”就成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沂蒙妇女共同的名字。

  “奶奶1888年生,1989年去世,活了101岁。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要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讲这句话的人叫于爱梅,是“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在抗大一分校纪念馆里,以《沂蒙母亲和她的儿女们》为题的事迹报告会把学员们的思绪带到了历史的烽烟之中……

  于爱梅的奶奶从小家境贫穷,19岁时嫁了人。旧社会里,妇女们身受重重压迫,出嫁后连个名字也没有,婚后就把夫家与娘家的姓氏合在一起,称为于王氏。

  抗战爆发后,性格直爽、办事干练的于王氏被当地的党组织培养成了抗日积极分子,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和男同志一起抗日。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后不久,她又被选为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入党不能没有名字,当时有个八路军干部就琢磨,从王家嫁到了于家,又是用两斗米换来的,干脆就叫王换于吧。就这样,年过半百的于王氏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有句话叫“一个党员一片天”。1939年,为了照顾八路军和抗日干部的孩子,王换于提议在艾山乡设立托儿所。第二年秋,鬼子疯狂扫荡,所有的机关都进行了转移,托儿所的孩子当然也需要转移。王换于主持召开紧急家庭党员会,作出了把这些孩子转移到自己家的决定。第一批转来的就有27个,可孩子多、目标大,安全不能保证。为解决这个问题,王换于的两个儿子在本村的后岭垒了大地窖,挖出了小山洞,随时准备藏孩子。孩子们进了地窖后很不适应,有一个哭的,其他的就都跟着嚎啕起来。每到这个时候,大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万幸的是日本鬼子没找到洞口,有惊无险。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进入临沂一带的八路军和抗日干部越来越多,寄养在王换于这里的孩子也跟着多了起来,最多时达到了40个。在那个粮食稀缺的年代,大人们吃不饱饭,也就没有多少奶水喂孩子,有些孩子因为先天营养不良,体质很差。王换于就带着儿媳妇挨家挨户给这些孩子找奶妈,谁家的孩子不幸夭折了,就动员这位母亲抚养一个需要哺乳的抗日将士的孩子。稍大一点儿的孩子,就委托抗日“堡垒户”来照料。就这样,这个村三个,那个村两个,安排下去20多个孩子,而王换于自己家里抚养的孩子最少的时候也有十来个。为了照顾好八路军的孩子,她给自家的孩子吃一些杂粮推碾出来的面糊,有一点儿白面就都留给八路军的孩子吃。王换于对两个儿媳说:“咱自己家的孩子没了不要紧,有你们在还能生养。同志们为咱出生入死,孩子要是死了,就没有了血脉,咱不能让他们断了根呀。”

  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作家刘知侠写出了文艺作品《红嫂》,从而沂蒙妇女爱党拥军的形象被正式冠名为“ 红嫂”。事实上,“红嫂”的第一原型就是沂南县横河村的明德英。

  1911年,明德英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因病致哑。21岁时,她嫁给了既无土地、又无房屋的村民李开田,乡亲们让他们去看墓林,并住在了墓地边的茅草窝棚里。

  1941年冬,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月4日,有位八路军小战士在反“扫荡”中负伤,跑到了沂南县马牧池村西河岸边。敌人不停地追赶、寻找。这时,明德英看到了这位小战士的处境,赶忙将他拉进自家窝棚里,按在床上盖上破烂不堪的被子。不一会儿,两个日本兵追赶过来,伸头看了看窝棚,由于窝棚太小,一眼就能看到底,鬼子怎么也没有想到被子里藏着人。

  日本兵发现明德英是哑巴,就比划着问她见没见到小战士。明德英毫不犹豫地朝着西山比划一阵,日本兵就朝西山追去。看着鬼子走远后,明德英打开被子一看,发现小战士流血过多,已经昏迷过去。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来不及烧水做饭,毅然将乳头塞进小战士嘴里,乳汁一滴一滴滴进战士的嘴里……小战士终于得救了。

  随后,明德英又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鸡,做成鸡汤,一口一口地喂给小战士。她还天天用盐水为他清洗感染流脓的伤口。半个多月后,小战士伤愈归队了。

  1942年冬,日寇又进行了“拉网合围”式大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13岁的庄新民和战友们按照上级命令,在反扫荡中一面救护伤员,一面掩护伤员转移。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庄新民与部队走散,身体多处被山石划伤,与许多躲难的群众被日军抓住了。由于身穿便装、年龄又小,他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日军逼着这些群众为他们向泰安运送物资。这些人中,就有明德英的丈夫李开田。李开田见庄新民人小、瘦弱,多处有伤,就与他以父子相称,没有引起日军的怀疑。到泰安后,他们被日军释放了。不过,长达一个月的磨难,庄新民身体非常虚弱,伤口化脓,高烧不退。李开田背着他长途跋涉,回到了马牧池村的家。明德英夫妇冒着日伪军时常搜查的危险,在自家窝棚、附近墓地、村外石沟和草丛里,精心照料着伤病的庄新民。为了照顾奄奄一息的庄新民,明德英时常以自己的奶水喂养他,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后来,明德英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情节,不仅被写入小说《红嫂》,还编入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随之传遍全国,明德英也被公认为沂蒙红嫂的生活原型,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

  李桂芳1925年11月生,2017年4月19日因病在临沂去世。她14岁被选为村妇救会会长,后当过识字班队长,干过军工厂工人、野战医院护理员、药材所配药员等工作,带领村里的妇女缝军衣、做军鞋、运军粮、送弹药。沂蒙老区妇救会会长,孟良崮战役的支前拥军模范。

  1939年,李桂芳同志被选为村妇救会会长,1940年被安排到山东被服厂负责工作。她跑遍了几十个村庄,走家串户,发动妇女缝军衣、做军鞋、磨面、烙煎饼。1941年,上级党组织安排李桂芳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野战医院当看护员。在此期间,她不怕战士的遗体发出的难闻的气味和周围恐怖的环境,主动要求去看护烈士遗体。1942年,因为表现突出,李桂芳作为后备干部被选调到山东青年学校学习,后被分配到山东纵队药材所工作。当时环境极为恶劣,药无来源,李桂芳就和同事们到山上采集土药材,晒干或研磨成面,配制起来,及时供给野战医院。1944年1月,李桂芳被选为艾山乡妇救会会长,积极拥军支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李桂芳组织沂蒙妇女架起火线桥的妇救会会长,她曾经是孟良崮战役的支前拥军模范,组织红嫂以瘦弱之躯扛起门板架起火线桥。她曾经是孟良崮战役的支前拥军模范,组织红嫂以瘦弱之躯扛起门板架起火线桥,近两年来的三大红色文艺精品: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蒙山沂水》、电影《沂蒙六姐妹》以及在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沂蒙》都是以她为原型进行创作的。

  以上三位也只是众多红嫂中的一个,这样的事在沂蒙革命老区还有很多很多。沂蒙大地上,几乎家家有红嫂,户户都有“铁心跟党走、一心打鬼子”的厚重家史。红嫂们也许目不识丁,却深明大义,她们时常把“仁义”“厚道”挂在嘴边,不仅是齐鲁历史文化积淀使然,更因为她们从八路军子弟兵和员干部身上感受到了最最鲜活的仁义与厚道,所以她们才愿意把“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子送上了战场”。

  谁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在战争最需要的时候,是她们推起石磨一圈又一圈,煎饼摊了一张又一张,只为了浴血奋战的将士有口行军的干粮。战士们脚上的鞋,是她们彻夜在大腿上搓麻线,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爱……战争,让一个个柔弱的女子变成了钢铁战士。在前线,红嫂们曾用身体架起浮桥,让冲锋的战士们快速通过河道;她们曾抬起担架,穿梭在敌人机枪疯狂扫射的山头,救护着一个个受伤的战士。抗战期间,沂蒙老区15.5万余名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4.2万余名妇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共救助伤员1.9万余人。

  鉴古开今。回望昨天,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今天和建设明天;重温历史,是为了让更多人读懂信仰的含义,感知信仰的力量。过去,百姓们以命换命,为了一个个也许都没有见过面的革命战士;今天,在边关在哨所,在我们看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战士们站岗执勤守护着家园,守护着一个个不曾谋面的亲人。在这个有梦想谁都可以了不起的时代,沂蒙精神、红嫂精神不仅仅属于临沂、属于山东,更属于我们这个拥有十三亿人民的国度。习总书记在临沂视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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