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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长篇文章:印象记

作者: 故事集 发布时间: 2021年09月06日 18:59:27

  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虽然已经81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1987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生。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主义,也反复强调马列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

  谈话还在进行着。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穆加贝好像推了一下眼镜,似乎下意识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某种局促,因为穆加贝本人不久前满怀信心地提出:津巴布韦“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现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却说出了这样坦率的线年会见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时,就轻松地问过:“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是什么?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接着邓又说:“要实现,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创造物质基础。”邓讲这番话也是一气呵成的,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熟悉。我可以想象当年派他去莫斯科舌战苏共理论权威苏斯洛夫时,一定也是欣赏这个小个子的思辨能力。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最喜欢的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而最欣赏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完这番话,邓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的这段名言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整体概念,邓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包括利用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增强和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视察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幽默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设备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凡事必先问姓“社”姓“资”,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讽刺。

  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与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不同,邓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内涵。例如,农村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长期不变,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集体所有制。

  对于穆加贝不甚理解的三资企业,也为他做了一个相当独到的分析。他耐心地替穆加贝算了一笔帐:“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好像为了说服穆加贝,邓还补充道:“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注意到邓在谈向外国学习时,他关心的从来都不只是“硬件”,他也关心“软件”,特别是如何把先进的管理经验学过来。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对三资企业的解释: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地剥离出来,这的确是高明的算法,这种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邓的思路无疑是超前的。

  邓接着说:“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随后邓谈到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国内争论颇为激烈的问题。邓当时是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看到穆加贝目光中还有疑虑的眼光,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中国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我看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今天不少人引用邓这段话,说既然今天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颇为偏激的看法。回顾近30年的改革,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基本实现,中国的迅速崛起,全世界有目共睹。虽然一个富裕的阶层已经出现,但同时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提高。我看了哈佛大学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做的一个民调,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同时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在中国,通过自己诚实的努力,是可以改善自己命运的。也就是说尽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些还非常严重,但中国社会能够使绝大多数人感到这种最基本的公正。从世界的角度看,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曾问过我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特别是财税收入的大幅增加,为下一步建立一个更为富裕公平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所提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

  邓这段时间内在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来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言必称斯大林的王明。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本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邓多次说过,这以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来取新经济政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大人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邓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得很重。有一次我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内外交困的境地。从1982年起,我以各种身份,断断续续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距离观察过的中外政治领袖人物有近百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邓公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改变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宝贵的年华中与这个伟大的生命有所交织,感受了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睿智和勇气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随后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谨作此文以怀念这位难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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